早上八點，北京市豐臺區一快遞網點已是一片忙碌。分揀員小蘇熟練地掃描著包裹，手中的包裝材料卻不盡相同。有的是印有明顯“可降解”字樣的塑料袋，有的則是常見的透明塑料膠帶纏繞的各色瓦楞紙盒。
這一幕在全國多地的快遞網點上演。“雙十一”大促開啟，主流電商平臺跑步進場，個護、美妝、服裝、3C數碼產品促銷活動陸續襲來，物流行業的年終大考開始了。
我國快遞業務量持續高速增長，已經連續 11 年穩居世界第一。國家郵政局數據顯示，2024 年全國快遞業務量達 1750.8 億件，同比增長 21.5％；2025 年這一數字預計將突破 1900 億件，較 2020 年實現翻倍。行業擴張的同時，包裝物消耗與環境壓力也同步攀升。
據報道，2023年快遞包裝廢棄物已接近2000萬噸。在北上廣等特大城市，其增量甚至占到生活垃圾增量的93％以上。其中，不可降解的塑料膠帶、塑料袋因難以有效回收，成為環境治理中尤為棘手的“頑疾”。
輸送機上大量的包裹和袋子。圖/圖蟲創意
禁塑進度參差，中小網點與特殊品類成短板
快遞包裝物，含運單、編織袋、塑料袋、封套、瓦楞紙箱、膠帶以及各類緩沖填充物等。
“目前，我國快遞包裝物的整體回收率不足20％。”中山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陳紹晴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僅有大中城市及部分發達地區，通過社區定點投放、智慧監管平臺等技術手段能實現對塑料垃圾的基本收集，大部分流向了垃圾焚燒廠或填埋場。減量化與可循環利用，是從生產、流通到消費全鏈條實現資源節約與廢物削減的核心策略。
實踐中，頭部企業已率先展開多元探索。京東物流今年“雙十一”新推出0.035mm厚度合金袋，進一步降低原材料用量。同時大量采用自動化包裝設備，自動包裝卷膜代替傳統的快遞袋，減少快遞袋膠水的使用。順豐今年3月開始試點的循環箱可重復使用30次以上，將持續加大使用量。極兔速遞則在示范站點與重點城市布局包裝回收裝置，構建從使用到回流的閉環體系。
然而，行業的綠色轉型并非同步演進。“總體來說，頭部企業的良好做法提供了示范作用，但中小企業承受能力相對較低，在實際執行層面的表現也是參差不齊。”陳紹晴說。
廣東一加盟制快遞網點負責人在采訪中坦言：“循環箱需額外人力投入清洗、管理，這種壓力在三、四線城市更為突出。”多家社區快遞網點亦表示，目前仍以部分替換或優先清舊作為過渡策略。在生鮮、易碎品等特殊寄遞場景，對包裝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一方面要確保防潮、防震、防壓等防護性能，另一方面又要滿足環保減塑。“這樣的箱子，市場上經濟普適的選擇并不多。”廣州某生鮮電商供應鏈負責人透露，“B端采用了可生物降解的新型保鮮箱，C端訂單目前仍以普通泡沫箱為主。”
“這種混用的局面，可能會導致兩者最終都以混合垃圾的形式進入焚燒廠或填埋場，造成可回收資源的浪費。”陳紹晴指出，即便有垃圾分類和分揀環節，也會增加末端處置的負擔和成本，不利于實現包裝材料的有效循環。
為何仍受“塑”縛？
全面禁塑仍存在不確定性。采訪中，多位物流企業的相關負責人均提到，成本、技術、回收體系等多重因素交織形成“攔路虎”。
“生物可降解材料（如PLA、PBAT）價格是傳統塑料的3倍以上，且原材料依賴植物纖維，產能有限，難以滿足需求。”京東物流綠色包裝實驗室工程師郭潤談道。據了解，即使是高頻使用的全降解防水袋、可降解膠帶等材料，其成本也比傳統塑料高出三至五成。
對利潤本就不高的中小快遞企業，這是一筆沉重的開支。頭部企業即便有投入能力，在每天數以百萬計的包裹量面前，也面臨巨大的規模壓力。成本與產能，成為橫亙在綠色轉型路上的第一道，也是最現實的一道坎。
除了成本，標準也不統一。“當前新型環保材料仍缺乏統一標準，比如雙易標準（易回收、易再生）尚未在全行業推開，直接影響了大范圍應用的效果。”順豐集團綠色包裝項目負責人沈琪說。
包裝涉及全鏈條，快遞企業獨木難支。目前我國回收體系尚不完善，工業堆肥設施覆蓋率低，家庭堆肥條件不成熟，導致降解袋實際處理效率受限。快遞包裝涵蓋包裝廠商、電商平臺、快遞企業、消費者等多個主體。商品包裝、電商包裝、寄遞包裝混合在一起，快遞企業難以單獨承擔回收責任。部分電商商家為追求包裝美觀，過度使用塑料填充物，快遞企業即使想減塑，也難以干預上游包裝設計，產業鏈協同不足導致單打獨斗難以為繼。
此外，采訪中部分消費者表現出分類意識薄弱，認為“可降解包裝可以隨意丟棄”，導致混投。也有少數消費者對循環箱存在衛生顧慮，不愿接受循環包裝配送。這些消費習慣層面的問題，進一步降低了回收效率與循環包裝使用率。
快遞包裝的綠色轉型絕非單一環節的努力所能完成。業內人士指出，唯有打通全鏈條的堵點，才能真正解開這道“塑”縛之結。
快遞垃圾，如何破局？
2020年1月，國家發展改革委與生態環境部聯合發布《關于進一步加強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見》，明確要求到2025年底全國郵政快遞網點禁用不可降解塑料包裝袋、塑料膠帶及一次性塑料編織袋。如今，距離這一節點已不足百日，快遞行業能否如期交出答卷，成為行業內外關注的焦點。
對此，陳紹晴表示，從“鼓勵性”政策轉向“強制性”條例，既需要新執行標準的有力支撐，也離不開嚴格的制度保障。破局的關鍵，在于構建一套合理的責任和成本的分攤與消化機制。1900億件包裹量的綠色轉型，絕非百日沖刺的短期攻堅，而是需要政策幫扶、企業帶動與社會參與的長期變革。
政策層面已率先發力。今年6月，新修訂的《快遞暫行條例》正式施行，其中專門增設“快遞包裝”章節 ，不僅從制度層面確立了快遞包裝“綠色化、減量化、可循環”的發展方向，更明確了各環節責任主體，成功填補了長期以來快遞包裝治理的制度空白。
“過去幾年，監管政策的持續完善為企業綠色轉型提供了清晰方向，是行業綠色發展的重要推動力。”極兔速遞公共事務經理嚴葉雷表示。他建議，除了強化監管，政策在激勵引導與標準細化上仍有巨大潛力。例如，在現有政策框架下，若能進一步完善快遞包裝減量率、循環率、回收率等量化指標，明確具體執行路徑與考核口徑，將讓企業在推進綠色建設時更有操作依據。
政策先導基礎上，快遞包裝綠色治理更需打通全鏈條協同的堵點。多位業內專家與從業者在采訪中提及，各主體需各司其職、聯動發力。頭部企業可聯合科研機構攻關低成本生物基材料，同時推動綠色包裝標準統一，避免因標準碎片化推高行業轉型成本；電商平臺可將包裝環保指標納入商家準入與流量分配規則，對采用綠色包裝的商家給予傾斜，同時聯合快遞企業推廣“商品原包裝直發”，從源頭減少二次包裝浪費；快遞企業與電商品牌還可進一步聯動，將綠色減碳與消費行為綁定，比如通過碳積分激勵、“綠色包裝付費選項”、借鑒 “一次性餐具選擇”模式設置環保積分等方式，推動包裝選擇差異化，提升消費者參與度。
陳紹晴認為，這樣的協同實踐，不僅能讓環保責任真正落地，更能幫助企業將“綠色屬性”轉化為品牌競爭力，最終實現企業社會責任與商業可持續性的雙向共贏，完成從“要我綠色轉型”到“我能轉型、我要轉型”的主動轉變。畢竟，破解快遞包裝的“塑”縛，從來不是依賴某一種新材料或某一項政策，而是需要每個環節都愿意為綠色多走一步的共識。
